第一次看到電視上閃過奧莉薇亞˙紐頓強要來台北演唱的訊息時，我真是又驚喜又懷疑。真的嗎？她是我們這一代的歌星，不是年華已老了嗎，奧莉老矣，尚能唱否？ ( 圖片來源 : Olivia Newton John Official Website )

我雖然毫不猶疑買了票，但隨著演唱會的來臨，卻深恐腦海中對奧莉薇亞青春秀麗的「視覺停格」與三十年後的本人無法重疊起來時不可避免的失落感，又期待又怕受傷害。

在一九七○年代前後，台灣的校園歌曲與本土音樂尚未誕生。

那是一個任何外國刊物進口時都要經過警總審查的年代，台灣人民不能出國觀光的年代。島外的空氣，對我們來說都無比新鮮，而西方音樂幾乎是唯一不用經過警總抹黑審查的文字，即使是Joan Baez與Bob Dylan的抗議歌曲。

代表那個年代的，是馬丁路德金與羅勃甘迺迪於四月四日和六月六日相繼遇刺的一九六八年﹔那是美國大學生大鬧民主黨大會，日本大學生佔據東京大學校園，天翻地覆的一九六八年﹔那是嬉皮之風，披頭四風靡全世界的一九六八年。

相對於國外轟轟烈烈的一九六八，一九六八的台灣幾乎一片死寂。李敖已噤聲，柏楊和施明德在獄中，郭雨新、黃信介、康寧祥、蔡介雄等黨外諸先輩初露頭角，美麗島諸君子猶居茅廬，大學時代、夏潮、美麗島尚未成形，台灣的電影屬於李小龍，小說屬於瓊瑤與三毛。在那個台灣青年無法吶喊，空氣幾乎停滯的七○年代前後，西方音樂是滋潤台灣青年學生心靈的活水，而不只是動人的旋律而已。

連Baez的「We Shall Overcome」對我們而言都是那麼新鮮與感動﹔而哼著奧莉薇亞的「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時，腦中浮起來，自然不是澳洲的鄉間而是台灣的家園。那一代的西洋歌曲，伴著台灣青少年長大，孕育著那時的慘綠少年，現代的社會中堅的自由主義思潮、抗議精神以及熱愛鄉土的情懷。

在李雙澤的歌聲，在許多黨外青年的背影，都存有那一代西方音樂的烙痕。